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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习酒与东方哲学
编辑:深圳市博海供应链管理秒速飞艇计划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4-01

 

 

《论语·学而》里,记载了有子的一段话。

他说:“其为人也孝悌,而好犯上者,鲜矣。不好犯上,而好作乱者,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欤?”

有子何许人也?他是“七十二弟子”之一。虽然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徒弟(颜回才是),但却是最像孔子的徒弟。

像,是说他的思想。一个人要像老师并不难,只需要原原本本忠实于老师的理论与教诲即可,而有子就是这样的人。那么,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做到“老师原教旨主义”呢?

虔诚地崇拜。

有子极端崇拜孔子,从不像宰我那样成天跟老师顶牛,挨老师的骂。宰我和有子,身上都有一个成语。跟宰我有关的是“朽木不可雕”,这是孔子骂他的话;而与有子有关的则是“出类拔萃”,这是他形容自己的老师时的用词。

正因为有子对老师的崇拜,所以我们可以认为,他的意思,基本上也就代表了孔子的立场。

 

今天我们就从他这段话开始,进入东方习酒所拥抱的东方哲学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有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?

他说,如果一个人孝顺父母,友爱兄弟,却喜欢犯上作乱,这样的人很少,甚至没有。所以说,孝悌是仁之本,因为孔子的“道”,就是仁。

孔子说过,自己的“道”一以贯之,就是“忠恕”二字,“忠恕”其实就是把仁拆开来讲。

现在的人们不太喜欢权威,所以读这段话,可能会认为有子是在替孔子教人们做“顺民”,但这是误解。

“犯上作乱”前面还有一个“好”字,意为“喜欢”,也就说,热衷于无事生非。对这种人,在今天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,叫“搅屎棍”,而他们的行为,被概括为“唯恐天下不乱”。

这种人,你喜欢吗?

孔子作为哲学家,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喜好,而是社会伦理的全局。

他主张仁,“仁者,爱人”。从爱你最亲的人开始,“推己及人”,一圈圈地扩散开去,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很和谐,很适合人类居住,而不会像鲁迅说的那样,觉得“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”。

你最亲的人是谁?当然是你的父母兄弟。所以有子说,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,是仁开始的地方。一个人怎样对待父母兄弟,反映的是他的人性修养。

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是一体的,但分开来说的话,孝顺父母还是排在第一位。一般情况下,孝顺的孩子对兄弟也不会太差。

所以,归根到底,一个仁爱的社会,要从个体的孝开始。

而孝怎么体现呢?此时子游出场了,他站起来,帮我们问了这个问题。

孔子回答说:“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;不敬,何以别乎?”

人们认为,孝顺的意思就是能从物质上赡养父母,给他们吃,给他们穿。孔子很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反问:养狗养马,也是养,如果态度不恭敬,那养父母跟养狗养马有什么不同?

这句话,在每个时代都很“扎心”。夫子就是这样的直脾气,真性情。他提出了孝的本质,就是真心实意地尊敬,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如果敬是假的,那么作为“本”的孝悌也是假的,从假孝悌生长出来的社会关系当然就是虚伪的。

孔子最厌恶的就是虚伪,无论后世怎样把他的思想教条化,他的本意是尊重人的本性需要,让人们能够“从心所欲”,但“不逾矩”,“发乎情而止乎礼”。

至此我们又往前推论了一步,“敬”是社会真诚友爱的源头。

有敬,才有孝;孝,是道之本。道就是仁,仁就是爱。

道、本、敬、爱,都是儒家伦理体系的骨干性概念,而东方习酒的核心价值观是这样表述的:崇道务本,敬商爱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前面说到了鲁迅先生,他和孔子一样,反对不人道的社会。

鲁迅先生是反孔派,是“打倒孔家店”队伍中的一员。所以人们难免有疑惑,他怎么可能跟孔子站在同一个立场呢?

从汉代开始,越往后,孔子的学问就被解释得越歪,到最后挂着“圣人”的人道主义招牌,运行着不人道的制度和思想。

所以思想革命,第一件事就是要拆招牌。当“尊孔”被复辟的专制者大势宣扬的时候,“孔子”就必然成为文化先锋们的攻击对象。

最先说孔子“可怜”的,不是别人,正是鲁迅先生。

他在《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中说:“种种的权势者边用种种的白粉来给他化妆,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。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,却实在可怜得很……若问老百姓们:孔子是什么人?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。然而,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。”

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,“国学大师”满街走,处处打着孔子的招牌大讲成功学、企业管理,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用孔子的名堂来播撒心灵鸡汤。这时的“孔子”,在有判断力的人们眼里也是面目可憎,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五四那个时代。

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,而这些表面上推崇他的“国学大师”们,基本就是骗子。在没有五四之前的政权背书之后,那些招摇的假道学转而获得了市场的背书,为祸之烈虽不可同日而语,但却变得更加俗不可耐。这时候,你甚至也会对“孔子”产生反感。

今年正好是五四100周年,是个纪念的窗口。人们一般把五四比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,但这个过程,其实是文艺的“兴而未复”。

它不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,可以好整以暇地指向古典罗马文化,从中获得思想资源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并没有指向古代的灿烂文化,因为在坚船利炮、亡国灭种的紧迫情势之下,传统思想资源已经不足以应对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需要。

那个时代,需要的是科学、理性和逻辑。

所以,孔子只是门面上挨打,内心里却没有被重新发现。在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钱玄同、周作人、刘半农等猛士的攻击之下,作为“守旧派”的真正的传统文化大师辜鸿铭、梁漱溟、黄侃等人也是无法招架。

今天不一样,今天的中国人好整以暇,骗子们也已经被一一识破。所以我们又有了可能性,去重新发现孔子,也就是发现人,进行文艺复兴。

人是什么?是介乎动物与神之间的生命。人不会成为神,但应该在可能的限度下尽力去趋近。

那些有主观能动性去尽力向神(至善境界)趋近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成就的人,在中国古代,就叫“君子”。

孔子说,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。君子既不能粗野,也不能迂腐,而要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合理的度,这样的人不但深具智慧,而且令人感到舒适。

合理的度,可意会不可言传,是一种经验修为。如果用物来类比这种修为,就是传统的中国美酒,一种经历时光的练达、和谐之美,就像君子的品格。

习酒所追求的,正是“君子之品”

新文化运动“反孔”,但反对的不是真正的孔子,而是权势者树立的稻草人。

真正反对孔子的人,历史上是有的,比如道家一派,尤其是庄子。庄子说: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”

庄子是有洞察力的。他身在战国,在孔子之后,已经看到如果儒家的主张被教条化,强制推行,反而会带来反效果。万物循道而生,各有其德,人也一样,都是自然的造物,彼此千差万别,都是合理的。庄子认为,应该尊重这种差别,任其自然,而不应该用什么规范去约束和统一他们。

冯友兰先生说,“庄学以为人与物皆应有的自由,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,皆无不好,凡天下之意见,皆无不对”。

强求一致,反而产生原来没有的问题,“爱之适所以害之”。庄子举了一个“鲁侯爱鸟”的例子,有爱鸟来到鲁郊,鲁侯把它供奉在宗庙里,“奏九韶以为乐,具太牢以为膳”,结果海鸟很快就被吓饿而死。

具体到孔子的思想,比如孝,庄子认为,不但是人,连动物也有孝的本能,这是自然赋予的,不需要人为去强调。如果树立一些标准和榜样,只有这样才是孝,总会有人达不到,那么达不到的那一部分就会被指责,被遗弃,被推动着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坏人。

从这样一个小切口,我们就能一窥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”的意思。

庄子不但是一个大哲学家,还是一个社会学家。制度可能让人变坏,这在今天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。

然而,“循道而生”的问题是“道”说不清楚,是一种假设。就像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——自然状态,各有各的阐述,但都无法验证。自然状态却未必真如设想中那样美好,霍布斯就认为自然状态是“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”。

老庄哲学,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。它不考虑文明的既成,而是表达理想,这样的话,恐怕只有让人类回到自然状态中去才能实现了。它是批判的利器,但却无法作为治理的方法。

儒家是现实主义的,它也有对自然状态的尊崇,比如尧舜时代一直是榜样。但它同时知道,文明是向前的,只会越来越复杂,在既成状态下无视规则的重要性,是不可想象的。到今天为止,这也是事实,越自由的国家反而是规则越清晰的国家。

庄子的理想,是追求的逍遥。这种状态下,人可以凭借“无知识的经验”,让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,在宇宙间不受任何束缚。然而这种“无知”状态的实现,是先经过知识阶段,然后升华而来的,不是小儿初生时的那种原始“无知”。就此而言,它和孔子主张的以个人修养通向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状态,也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融汇知识,吸纳运用,转化为无意识的行动,从而升华为个人的自由自在,是有一个实践过程的。

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字: